忆恩师黄祖洽：铺路者、架桥人

黄祖洽受访者供图

■本报记者杨晨

北京师范大学校内矗立着一座塑像，塑像下雕刻着“黄祖洽院士（1924—2014）”及其生平事迹。塑像右后侧的物理楼110教室，是黄祖洽曾经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地方。

黄祖洽一生致力于核理论、中子理论、反应堆理论及输运理论等方面的研究，为“两弹一星”研制作出杰出贡献。

相比其他光环，黄祖洽更热爱“铺路者”“架桥人”的身份，尽心尽力做学生的长者和导师。2024年正值他百年诞辰。

作为黄祖洽曾经的助手，北京师范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副院长、副教授桑海波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讲台上扶着黑边眼镜、不疾不徐讲解奇妙物理知识的老先生。每次课后，学生围上来提问时，他的眼里满是慈爱。

当师者

为学生打开物理学习的兴趣大门

1998年，桑海波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（现更名为核科学与技术学院）攻读硕士学位，那时，黄祖洽是该所理论室的带头人。“早在1980年，黄先生就申请调入学校从事教育工作，可以说，北京师范大学的物理学科就是他一手带起来的。”桑海波说。

但当时桑海波和黄祖洽接触不多，只是偶尔在讨论会上碰面聊几句。2001年，桑海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，并成为黄祖洽的助手，见证了老先生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。

1999年，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开始招收本科生。黄祖洽主动请缨，开设“现代物理前沿选讲”和“人类生存发展与核科学”两门课程，授课对象主要为大一新生。在桑海波印象中，那时候院士级别的教授给本科生授课并不多见。

“现代物理前沿选讲”课程设置了15讲，囊括了物理学前沿相关领域，内容并非高深、晦涩的基础理论。桑海波明白，黄祖洽的用意是想培养学生兴趣，提振他们探究物理的信心，让他们与科学更“近一点”。“毕竟当时学生能够接收信息的途径有限，知识面也没有那么广，黄先生教授这门课，是给他们打开了通向科学的一扇门。”桑海波说。

在日常教学工作中，黄祖洽一直亲力亲为。每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后，黄祖洽都会给学生布置期末任务——研读获奖者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、撰写论文。学生交上来的每一篇论文，他都认真批改，甚至仔细圈出每一个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。

有一年，黄祖洽患上白内障，执笔阅文已不太方便，但他仍坚持批改学生的论文，只是手中多了一个放大镜，后来眼睛实在熬不住，便交由桑海波代劳。

这堂课一上就是15年。即使确诊重病入院治疗，黄祖洽仍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，不愿耽搁任何一次教学。讲台上的他，总是神采奕奕、精神饱满，看不出一丝病魔带来的痛苦和疲倦。

黄祖洽的毅力和坚持超出常人想象。有一次，桑海波代他去医院取脑部CT报告。医生指着片子上堵塞的血管询问：“这个人的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吧？”桑海波摇头回答：“不，他还在给学生上课、做研究呢。说起高深的理论，他比年轻人反应还快！”

有志者

为国家核科技事业鞠躬尽瘁

给黄祖洽当助手的日子里，桑海波很少听到老先生“炫耀”过往的研究成果，以及那些外人眼中的荣誉。“因为在先生看来，自己为‘两弹一星’所作的贡献，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和个人的兴趣，与名利无关。”

为国立业，一直影响和决定着黄祖洽的选择。中学时期，黄祖洽国文成绩优异，老师称赞说，如果专研文学不难出人头地。但后来黄祖洽毅然选择了攻读物理专业，因为物理学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，能够实现他的报国之志。

20世纪50年代，黄祖洽被分配到当时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）理论室工作。没过多久，按照国家部署，他放弃一开始的学术方向，投身于一片空白的核反应堆理论研究工作，并组建了我国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。在此领域，他亦是一名合格的“铺路者”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他再一次响应国家号召，转向核武器研究，并成为当时唯一一位同时参加氢弹和研究的科学家。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、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方面，黄祖洽功不可没。

后来被问及这段经历时，黄祖洽总能清楚回忆起身边每一位研究者的分工和努力——遇到了哪些技术困难，是谁提出了疑问，又是谁和谁负责了计算和设计工作，大家是如何讨论出解决思路的……因为他从心底认可，每一次突破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。

通过“两弹一星”工作，黄祖洽积累了不少核物理研究经验，同时认识到核数据编纂与科研的重要性。20世纪60年代，他就曾在学术会议上呼吁，要重视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研制中有重大意义的核数据，应加强对其的实验测量和理论计算工作。后来，黄祖洽的报告引起了当时核工业部门领导的注意，正是在他的倡导下，国家成立了中国核数据中心。

黄祖洽为国家核科技事业鞠躬尽瘁。因病逝世前的一个月，他仍在阅读关于核武器核查的文献，思考解决核查难题的办法，计划出院后能推进相关事项……

为长者

关心后辈亲和力十足

没成为黄祖洽的助手前，桑海波感觉黄祖洽自带院士“威严”，由此心中对他充满敬畏。一起共事后，她却看到了老先生的另一面——亲和力十足，为人处事不给人压力和负担。

“那时的我20多岁，一直待在‘象牙塔’里，不够成熟，做事没那么周到、细致，但黄先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，也不曾严厉批评过我。”桑海波说，与先生闲聊时，他经常关心后辈的生活，聊一聊孩子的教育。而且，老人家说话直率、不绕弯子，从不会让身边人费心琢磨“先生到底是啥意思”。

他经常带大家一起学习国外的学术书籍和文献，一章章讲解、讨论。学生将自己推导的公式写在黑板上，如果黄祖洽发现了错误和问题，便会直接指出并纠正，拿起粉笔写下一排排补充的计算公式。

“黄先生不仅学问功底深厚，而且自理能力很强，生活上不讲究。”桑海波回忆说，黄祖洽缝衣、做饭都不在话下，有段时间还在学做梅干菜。

古诗词鉴赏也是黄祖洽喜爱甚至精通的领域。每次授课的PPT上，他都会附上几句极富哲理的诗句，将一位长者的教诲凝结于文学意象之中。

桑海波的手机里保存了不少黄祖洽提到的诗句截图，其中就有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写下的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”。从“望尽天涯路”到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再到“灯火阑珊处”，无不道出黄祖洽的治学之路和对后辈的殷殷期盼。